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一进入腊月，过年的气氛慢慢浓郁起来。周末回老家，在家乡鲁中钢城艾山的一个小山村上看到一群人正围在一起等待爆米花，随着一声“嘭啪”的巨响，一股升腾起的爆米热气香味氤氲了整个身心。一种久违的感觉拉回了久远童年；杀年猪、穿新衣、压岁钱、放爆竹........那些远去的往事就像千姿百态的贝壳，在记忆的深处散发着五颜六色的光彩。

　　

　　小时候我家住在农村，因兄弟姊妹多，家境并不很宽裕。在实行消费品供给制的体制下，平时餐桌上别说肉，就是馒头、大米都十分难见，每日是上顿下顿的窝头、咸菜加稀粥。即便如此，却也没听说过哪家孩子挑食的。也难怪，除了这些也真是没什么别的念想了，就算想到了也没用。不过唯有那么一件事实实在在是值得期待的——杀年猪。

　　

　　我家住在鲁中艾山腹中的一个小山村。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喜欢在家里垒砌猪圈养猪。靠地瓜叶和青草喂养的猪起码要长过一百五六十斤才能“出圈”（杀或卖），只有到过年时，许多人家才舍得将自己喂养了一年的大肥猪杀掉，为的是在辛苦一年春节时能吃上一顿饺子；炖一锅猪肉、白菜、粉条打打牙祭和把猪肥肉作为一年的油水。自我记事起就记得在每年的腊月二十三（小年）的早晨，父亲会很早起床，用筲桶和扁担把锅里挑满水，然后母亲从柴垛上撕一把柴草开始生火。那时的我，就蹲在锅旁边，不停地帮母亲往“灶里”添柴，直至把锅里的水烧的不断地向上沸腾。随后，事先约好的杀猪匠会来到我家，把一张木案子放到院子里，旁边摆上杀猪的刀具。一切准备就绪后，大家来到了猪圈里，一哄而上，揪耳朵的揪耳朵，拉尾巴的拉尾巴，抓腿的抓腿，把猪生生擒住，抬上用石头临时砌起的案子。这时，蹴在一旁的杀猪匠会操起杀猪刀，使劲朝猪屁股上拍两下，猪在受到惊吓、倒吸冷气时，杀猪匠立马向那脖子凹处使劲捅进去。霎时，一股鲜红灼热的猪血会顺着刀柄如注般窜出，泻入装有盐水的大盆里。旁边有专人用大勺子搅拌，以免猪血凝固不了，形不成血块。接着，“杀猪匠”在猪的后蹄处割开一个小口，用一根1.2米多长指头粗细的被称为“挺杖”的铁条，从割开的小口中捅进去，沿猪的皮下一直捅到颈子处，然后抽出铁条换一个角度再捅，反复数次后放下铁条，自己则俯下身子，用嘴贴在割开的小口处使劲吹气，只见“挺杖”捅过的地方立即凸起来了，父亲则用木棒敲打凸起的地方，把气分散。“杀猪匠”不停地吹气，父亲不停地敲打，不一会儿功夫，大黑猪就被气吹得胀鼓鼓的，体积起码增大了一半；直到敲上去‘嘭嘭’作响，猪吹圆了，大家开始从开水锅里舀水，给猪脱毛，一袋烟的功夫，一头脏兮兮的大肥猪便会被收拾得白白净净。最后杀猪匠开始开膛破肚，大卸八块，把猪的五脏六腑取出，众人在旁边忙着称猪肉。接着，杀猪匠开始清洗猪肠子，直至没有异味。中午，用这新鲜的猪肉，做一桌可口饭菜，盛情款待杀猪人和来帮忙的人，大伙儿放开肚子，尤其是美味的猪血菜，让人至今回味无穷。左邻右舍，欢聚一堂，分享其乐。

　　

　　等把猪分割成块后，家里留几大块每天炒菜切上几刀作为油水，其余的全都放到天井的旱水井里封冻起来。等到春节把肉取出来炖上一大盆，让全家人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

　　

　　等到了二月二，冰雪开化了，肉也吃得差不多了，就只剩了最后的一点荤腥——猪头、猪蹄、猪肺、猪肝和猪尾巴。父亲把猪头、猪蹄和猪尾提前拿到屋里解冻，化透之后架起木火燎烤，直到燎得流油、猪皮黑硬，再用刀把焦皮和残余的毛茬刮净，放到大锅里加些肉料慢火煮。大约煮半天的时间后，再揭开榆木锅盖，那满锅桔黄色的肉香气诱人。等把这些都吃光，再想痛快地吃肉，就得等到下一个循环的来年。

　　

　　如今，过年时节家乡的人们已经很少惊人动马杀猪，想要吃肉，就到农贸市场和超市里割几斤，不仅省去了麻烦，而且想要那割那，不管是红烧还是油炸，似乎没有了少时吃的猪肉筋道、美味，再也找不到那种肉嫩汤鲜的感觉，童年时的过年杀年猪虽然已经过去40多年，但至今仍萦绕在我的内心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