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刚进腊月，母亲就在电话里数次问我，今年回家过年吗？我每次都会答应母亲“会的”。我知道母亲心思的。如果我一旦答应回家过年，她大概又要准备忙年了。

　　

　　记得小时候，每逢过年我们会尽情地玩耍，尽是吃好的穿好的。而唯独母亲，年是用来忙碌和操劳的。记得那时，我家居住的是几间茅草房，因下雨天和冬天要在屋里烧火做饭，房子的顶棚上和四角的旮旯里常常是蜘蛛网加灰尘。“有粮没钱，干净过年”。一进腊月选择一个暖和的天气，我便和四哥、六弟找来一根长竹竿，将用高粱穗扎成的扫把绑在竹竿的顶端，（用铁锄刮干净粮食后）开始打扫平时积存在房顶梁下的灰尘。烟熏火燎处，为美化墙壁，母亲会通常到村大队办公室找来一些废旧报纸来糊墙。母亲心灵手巧，她还会用剪刀把红纸剪出许多优美的蝴蝶、人物、花草等图案，往窗棂上一贴，房间也就干净鲜亮起来，整个房子里很快就有了迎新年的气象。在那经济计划年代，我们兄妹七人很少有新鞋穿，只有到了腊月，母亲才会停下手中的农活为我们改新衣做新布鞋。做布鞋很复杂，首先要带皮的谷子磨成面粉末熬糨糊,然后将破旧布一层层糊上，再拿到太阳底下晒干；我们那一带的人叫‘蒛子’和‘咯白’；接着母亲就会依据我们兄妹脚的大小做鞋样。寒风呼号的夜晚,母亲常常独自一人点着昏暗的小煤油灯为我们熬夜纳鞋底，我们一觉醒来后，看到母亲的影子，投射到墙上，很是高大，我们耳边除了窗外的寒风声和母亲做鞋纳鞋底的“吱吱”的拉麻线声，其他什么也听不到，所谓的新衣服也是大哥替换下来再给二哥的反复延续。看着母亲的辛苦和操劳不知不觉间，我们很快会沉沉地睡去。

　　

　　腊月的黑夜尽管很长，但时间过的特别快，日子好像是长了脚一般，常常不等母亲为我们兄妹七人做好布鞋，就跨进了腊月二十三的小年。每逢这时，农村人家过年猪差不多都在这一天宰杀，那时候，一个猪身上的油，是一家人一年储存炒菜和拌咸菜的‘奢侈’品，因此熬猪油的盼望能吃上一块油渣的记忆更为深刻。熬猪油最讲究的是火候，急了慢了都不行，我是个急性子，为能早点吃到香脆可口的“猪油渣”，常常会帮母亲把火烧得很旺，一边不停地把头从锅台底下探出来问母亲：“娘，还没好啊？”看我焦急的样子，母亲总会不厌其烦地说：“熬油不要说胡话，过年要说过年话，这是一年的吉利。”

　　

　　过年除了有肉吃、有新衣穿外，即使再穷的人家，其他“年货”照例也是要准备的。母亲说，“七不舂，八不磨，九底磨豆把年过”。时间离新年越来越近，母亲总会赶在腊月二十八之前，指使我和弟弟用扁担抬着用水泡好的黄豆，到磨棚里磨豆腐。豆糊磨好后已是晚上,昏暗的油灯下一家人围坐在锅台前,看母亲熬豆浆点豆腐,母亲总是不紧不慢用铁勺将锅里豆浆搅来搅去,锅下柴火正旺,锅上热气腾腾,不一会儿我们兄妹几个就喝着刚出锅的甘甜的豆腐脑,整个草房一下子就飘出了过年的味道。

　　

　　这样的过年惬意和味道，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兄妹七人早已成家并走出了村庄。因为工作关系，这些年我们兄妹七人能一起回家与母亲一道过年的机会还真没有，即使回老家，也是看一下母亲就走。知道我们工作很忙，过年不会呆在她的身边，母亲再也不用像年轻时那样忙年了。近些年，母亲总念叨着过年没了“年味”，我也深有感触。我们兄妹都不在家，母亲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忙年了；我想这“年味”如果过年母亲不忙了，心里也许感到有很多的不适和空落。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改变的是岁月，不变的是那亲情融融的年终‘聚集’。所以，我们和母亲再也找不到那时候的‘年味’。